《高职专业群建设的内在逻辑》

一、时空逻辑:从适应到引领

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的深层结构核心在于对专业群的定位。从政策变迁现实来看，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群定位经历了从传统专业发展的“适应观”到“引领观”的转变。早期的政策安排多以“适应观”为主导。2006年“示范计划”建设提出“高等职业教育必须主动适应社会需求，形成500个产业覆盖广的重点建设专业群，提高示范院校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能力”。2010年《关于进一步推进“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提出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改革要主动适应区域产业结构升级需要，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2011年《关于支持高等职业学校提升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的通知》提出围绕“重点领域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支持一批紧贴产业发展需求、符合区域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需要的专业进行重点建设。”2015年《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提出“重点服务中国制造2025，主动适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需要，调整专业、培养人才”。而到2019年的“双高计划”，则提出“聚焦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重点支持一批优质高职学校和专业群率先发展，引领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融入区域发展、促进产业升级”。至此，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进入了“引领观”为主导的新阶段。应该说，从被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到主动紧贴经济和产业发展需求，从主动适应重点领域产业发展到聚焦高端产业并引领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的演变过程，是专业群发展定位的重大转变，是高职专业群与经济社会深层结构互动发展的重要体现。

当然，专业群建设定位的转变也需要与之配套的专业群发展范式的转型，尤其是在突出职业教育的类型教育属性和同等地位的发展阶段，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遵循引领国家战略发展的变革逻辑，需要从组群、资源整合、管理组织等方面把握政策变革规律。具体地讲，一是摆脱基于知识的学科印记，探索职教特色的组群方式。高职教育受到普通高等教育的长期影响，在专业组群上容易受到普通本专科教育专业设置逻辑的简单映射。高职专业群建设要从根本上摆脱学科联系为主的专业群建设方式，就必须紧扣高职教育的高等性与职业性，综合分析产业、岗位、知识三种逻辑在高职专业群建设中的内在联系，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基本落脚点，结合新形势、新业态的复杂变化，探索符合高职教育类型特色的高水平专业群组群逻辑，为国家战略实施提供更优质的人才支持。二是摒弃拼盘式资源捆绑，优化专业群的资源整合方式。高水平专业群建设不是几个专业的简单捆绑，更不是若干专业资源的松散式拼盘。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核心要义是资源的整合与共享，要通过优质资源的解构与重组、加强与优化，发挥群组资源的外溢效应，形成示范和带动作用，提升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实践效果。三是变革传统的组织管理模式，建立立体化保障机制。当前，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的基层治理方式仍然以“系—教研室”的基本模式为主，即使进行了“以群建院”组织管理模式的变革，也缺乏与之相匹配的管理机制，群内专业各自为政，难以形成集聚效应。另外，缺乏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评价、反馈和保障机制，很难形成高水平专业群良性发展的保证机制。

二、行动逻辑:从扩增到提质

专业群建设的行动逻辑是指专业群建设实践所遵循的规律和导向。其中，路径依赖就是行动逻辑的典型特征。从历史及实践演进看，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是从无到有的过程，每一次制度变迁都难以完全摆脱路径依赖的影响。

一方面，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为专业群建设政策的连续性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专业群建设的政策创新。比如，重视专业群“数量”是历次专业群建设政策的典型特征之一。如在专业群建设政策经历的重点、特色、骨干和高水平四个时期之中，2006—2010年是重点专业建设时期，全国分3批共完成了440个重点专业建设；2011—2014年是特色专业建设时期，这一时期高职专业群建设突出行业特色、服务区域特色产业发展，全国共969所高职院校纳入特色专业建设行动计划中；2015—2018年是骨干专业建设时期，以优质校建设为契机，全国共启动建设优质学校456所，骨干专业3815个；2019年至今是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时期，全国56所高水平高职院校和141个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入选。可见，随着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政策的出台，被数量目标遮蔽的质量实质开始成为政策安排关注的焦点和重点。正因如此，2021年出台的《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绩效管理暂行办法》专门设计了《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数据采集表》，对“双高计划”进行绩效评价与考核，确保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成效。实际上，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从数量形态递增到递减的过程反映出专业群建设从规模扩增到质量优化的行动转变，是从量的追求到质的提升的现实要求，体现高职教育从扩增到提质的行动逻辑，从大众化扩张到内涵化发展的实践路径。

在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政策周期，通过理念与关键要素的改革以提升质量，实际成为专业群建设政策与实践的共识，内含着以提质为框架的行动逻辑。其一，“产教融合”的不断深化是切入点。产教融合是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核心要素，是高职教育实现类型特征，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由于产教融合深度不足、人才培养质量成效不佳，仍是当前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痛点和难点，因而，应以“产教融合”为切入点，创新融合模式，探索新型校企合作关系，促进形成政、校、企、研命运共同体，找到提高高职教育人才培养高端化的突破口。其二，“课程体系”的不断优化是落脚点。课程体系是落实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基本载体，是专业群内部耦合、聚集发展的重要纽带，是专业群内部课程模块重组、知识关联的显性表示。因而，高水平专业群的提质，需不断重组升级课程模块，让课程体系优化成为提高专业群人才培养质量的基本抓手。其三，“双师建设”不断加强是保障点。教师队伍是决定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是事关专业群建设成效的重要因素。遵循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提质的行动逻辑，需建设一支专兼结合、技艺精湛的高水平“双师素质”教师队伍，以保障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成效和质量。其四，1+X证书制度的逐步落实是生长点。1+X证书制度是《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的提升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政策要求，旨在用学历教育+职业技能证书的框架制度，实现职业教育的就业与终身发展相结合的体系设计。经过近些年来的实践探索，1+X证书制度已经较为清晰地显现出了对于技术技能培养的推进意义。

三、牵引逻辑:从就业到发展

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的动力缘于“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规格的人才”这两个核心问题。高职教育以就业为目的，为产业提供所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由于产业持续变化和学习者需求的多方面改变，高职的就业教育定位需要回应“就业质量”和个体的可持续“就业力”培养等问题，这就是高职院校政策安排从早期主要关注“就业”问题到后来更多重视复合能力、创新能力、发展能力，从相对功利的就业导向转变为服务学生生涯发展导向的内在逻辑。比如，2006年“示范计划”主要内容中提出“针对职业岗位要求，强化就业能力培养”；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以促进就业为导向，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启动1+X证书制度，深化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施技术技能等级证书制度，反映职业活动和个人职业生涯发展所需的综合能力。在这一过程中，职业教育从一开始主要作为国家解决就业与劳动力市场供给结构性失衡的重要手段之一，逐步发展成为大国工匠培养的重要载体，政策安排中开始转变对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不仅将服务学生“生涯发展”，满足个人需求作为政策变迁的动力之一，而且在“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中提出要实现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结构要素全方位融合，在打造技术技能人才高地上要求加强学生认知能力、合作能力、创新能力和职业能力培养，加强劳动教育，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培育和传承工匠精神，引导学生养成严谨专注、敬业专业、精益求精和追求卓越的品质，等等。

实际上，高职教育要满足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和人的全面发展，就必须对育人导向做出相应调整。为了促进个人生涯的终身发展，满足个体生涯发展过程中“终身学习”和“更好就业”两大目标，完成个人发展与社会需求的对立统一，类型教育下的高职教育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必须立足于“人本性”。促进个人的职业生涯发展，应从三个方面明确基本育人路径:一是服务“人的发展”，培养学生的学习迁移能力。应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变革生产生活方式，重塑高职教育发展新形态，在高水平专业群建设中坚持人本性原则，服务人的全面发展，突出人的知识迁移能力的培养，满足个体对高质量职业教育的现实需求。二是落实“三教改革”，创新培养模式。随着产业迭代和升级不断加速，高职专业群建设落实“三教改革”，应以专业设置的动态调整，产教融合的不断创新，来提高高端技能人才供给的精准化。三是建立“多元评价”，确保人才培养质量。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需要把握立德树人的第一要务，将劳动教育、工匠精神融入人才培养的核心环节，构建一种将思想品德、学习能力、职业能力、创新能力、人文素养、科学精神、工匠精神等涵盖在内的立体化人才评价机制，服务个体生涯发展的全过程。

（节选自《高等职业教育探索》2022年第6期）